五十年代老草根轶事 446~南来北往(二)

我在卫津出差,主要任务是发运食盐。食盐是大宗廉价商品,一发就是一整艘货轮。除了在外运公司和码头之间联系食盐的集港、报关及发运等工作之外,在元明粉出口热的那段时间,我也做了一些元明粉的出口业务。

我在天津出差时,不需要联络客户洽谈生意。因此,在住宿方面,我不用争脸面、讲排场。住五块钱一天的招待所,既满足了我的生活需求,还相当实惠。因为公司给我的包干住宿费是每天十五元,仅住宿这一项,我每天就可以节约十块钱,一个月就是三百块。

我每个月在出差住宿费中所节省的这三百块钱并不是一个小数目,它相当于我半个多月的工资。我妹妹的工资低,她所在的江城低压开关厂的经济效益不好,她三个月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到三百块。

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美德,这种美德,在我们这个民族是口口相传、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的。小时候我在老家学裁缝的时候,住在大伯家。大伯有一句口头禅,叫做“挣钱不如苦省。”大伯的这句口头禅,在我幼小的心灵中,打下了深深的烙印,终生都挥之不去。

不仅仅是我懂得俭省,我们这一代人都懂得节约。

我在大学时代的密友解世雄,是做出口机械设备配套的。九十年代中期,他生意做得很好。有一年,他赚了八十万。赚钱之后,他从常州赶到北京去宴请客户以致谢意。

那几年,我们琼州联友贸易有限公司的生意也做得顺风顺水。我们花了二十万元买了一辆桑塔纳。我坐车晕,自己开车却一点也不觉得晕。因此,我最喜欢的出行方式,就是自己开车。

小汽车有了,大哥大(手机)自然也不能少。我提着大哥大,接到了世雄打来的电话。听说他在北京,我就马上开着桑塔纳上了高速公路,去京城看望阔别多年的老同学。

北京住宿紧张,宾馆价格奇贵,世雄住的是招待所。我按照他在电话里告诉我的地址,找到了那儿。

我本来以为,世雄已经是年入八十万的大老板,他住的招待所肯定是宾馆级的,房间里应该有独立的卫生间。可事实却让我大跌眼镜。

我把车停在招待所门口,在服务台查到了他的房间号,然后就径直去房间找他。

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他住的房间是地下室,还是和另一个陌生人合住的。世雄和我见面之后,他并未觉察到我对他的住宿条件有所不满;他丝毫不觉得以他那样的身价住这样的旅店有什么不妥。

世雄以前在常州拖拉机厂当工程师的时候来北京出差,就住在这样的房间里。他现在当了老板,赚了钱,但他并没有忘本,他还保持着一个普通职工的本色。

世雄出身在一个父母亲都是高级工程师的家庭,从小家里经济条件优越。在读大学的四年期间,他是我们班少数几个不享受人民助学金的同学之一。

在前面的章节中我曾经提到过,在读大学期间,我们两个班五朵金花中有一位二金花叫柳崇崇;因为她父亲是大学教授,所以她的家庭经济条件也相当好;可是,她在大学四年中,还是享受到了人民助学金的;她拿最低的一等,每个月四块钱。

在那个年代,大家确实都穷,不过,相比较而言,世雄是在富裕的家庭里长大的。但是,他的俭省与我相比,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。可见,勤俭节约这份美德,在我们这个民族是多么的深入人心。

我们的卫津办事处所租用的办公室在金鼎饭店。这家酒店位于海河之滨,紧邻卫津的金融街解放路。我们办事处所在的二零五房间,是一个套间,每天的房价是一百二十元。

我和小郭成立了自己的贸易公司之后,出差时住宿费实报实销。但公司是自己的,我俩也是能省就省,不敢乱花钱。

我在卫津住过一家老旅馆。它很小,但它的店名却如雷贯耳,它叫“中国饭店”。它座落于闹市区,离步行街江滨道只有咫尺之遥,走过去只需要五分钟。

中国饭店是多层老式洋楼,到底有几层,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。只记得进大门后,迎面是一间方方正正的天井式大厅,第二层是三面环绕的回廊。

翻开那尘封的屈辱历史,这里原属于法租界。中国饭店的原名叫中国旅馆,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改为现名。

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中国旅馆是卫津旅馆业的一枚响当当的品牌。一九二六年,大文豪鲁先生曾携同夫人在这儿住过一夜。

中国饭店虽然名字显赫,历史厚重,但它实际上是一家极为普通的旅馆。我住在二楼的一个双人间,每张床位每晚的价格只要六块钱。和我同住的陌生旅客是一位来自温州的小伙子。

晚上,我从公用洗脸间端来半盆热水,踩着古旧的木地板,听着脚下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,回到房间泡脚。

温州的小伙子是温州郊区一家私营玩具厂的推销员。他姓山,让我喊他小山。小山是来卫津百货大楼要债的。 卫津百货大楼是他们厂的老主顾。他们两家单位之间的付款方式是先发货,三个月之后再付款。

现在,原先约定的三个月时间到了,可百货大楼说货没卖出去,没钱付。所以他住在这儿催账。

小山说他很喜欢住在这儿,因为这周围的环境有点像上海的南京路。在这附近的街道上,有哥特式、巴洛克式以及各种各样的中西合璧的建筑物,看起来让人赏心悦目。

温州是我以前的同事季诗雨的故乡,那座城市是弹丸小城。小山从小地方来到卫津,自然像乡下妺子进城,两眼看不赢。我也是从乡下来的,和他深有同感。

抛开那段屈辱的历史不谈,卫津的大街小巷,特别是在和平路、江滨道和五大道一带,的确美仑美奂。虽说比不了上海南京路上那般繁华似锦,却也具有上海滩的三分神韵。

温州三面环水、背靠大山、人多地少、资源匮乏,恶劣的自然环境,逼着人们走出去寻找生路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温州人最活跃的时期。与江苏以乡镇企业为主的新兴工商业态不同,作为浙江民营经济的典型代表,温州的私营经济最早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地上萌芽并茁壮成长。

聪慧、勤劳、敢闯的温州人依靠民间集资,建成了一个个手工作坊式的小工厂。他们走南闯北,将他们的商品销往全国各个角落;而这些商品绝大部分都是靠赊账卖出去的。

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有一个时期,企业之间的三角债拖欠相当严重。这时候,温州的推销员就同时变成了讨债员;温州的私营经济遭遇到了严峻的考验。

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,企业之间的三角债拖欠问题终于慢慢地得到了解决。温州的私营经济在市场上也慢慢地站稳了脚跟,温州人终于赢得了“东方犹太人”的美誉。

从一九九二年开始,我和小郭的私营公司与琼州外贸总公司合作,在卫津与日本兼松株式会社做生意。兼松是一家有着几万名员工的大型跨国贸易公司,它在全球各大城市都设有办事处。

大家都爱和大公司做生意,这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我们在和兼松做生意的四年间,从来不会为了收不到货款而担惊受怕。兼松开来的信用证,绝不会有恶意条款,信用证中的所有条款,包括交期(指装运期)和效期(指信用证有效期)都十分宽松。收到了好的信用证,再加上我在制作单据时的仔细,我每次向银行议付时所递交的单据,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不符点。因此,我们每次收汇都很准时,从来也不会产生缺斤少两地被克扣货款或者被拖延货款等问题。

像兼松这样的好客户实属难得。为了把生意做大,我们也试图从各个渠道来开拓新客户。在一九九五年的春季广交会上,我认识了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的埃及客人。穆罕默德递给我一张名片,还在名片上用钢笔写下了他在广州下榻的酒店的地址,约我晚上去他房间面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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